最怕三千年一巨变的，不是民间，而是王权，这么一变，也许就变掉了王权的“天不变道亦不变”的信念，变掉了由王权赋予王朝政治文化的“君纲”至上的价值观。王权之于“变”，本来就敏感，对于“变”的因素的掌控，尤其对民间海洋力量消长因素之预控，亦可谓防微杜渐，颇有远见。

        吴朴“议海禁”，此其所以入狱；《渡海方程》为出海者立言，此书之所以失传。

        而那些出海者，即所谓“福建沿海奸民”，就是促使中国“三千年来一巨变”的内因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巨变来自西方，并归咎于欧人，归咎于他们的船炮和传教士，还有鸦片和上帝，但仔细一想，就发现，不是所有欧人都能使中国巨变，那些屠杀华侨，与明朝、清朝合作的西班牙人、荷兰人，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，只有利用了中国民间海洋力量的英国人，带来了巨变。

        想知道倭患是怎样消除的吗？论惯例，我们首先就会联想到戚继光、俞大猷等人，以为他们善剿，才使倭寇消失。其实不然，郑若曾论海防之策有二，一曰“御海洋”，一曰“固海岸”。戚、俞等人，未能御倭于海洋，亦未能拒倭于海岸，海权非其所有，海战非其所长，故引倭上岸，聚而歼焉。

        若以筹海论，戚、俞皆未入流，然以抗倭言，他们却守住了国防的底线，亦属难能。

        如郑所言，以广船、福船巡海，就可以“御海洋”和“固海岸”，何以非要引倭上岸，打个鱼烂河决呢？如果是国的交战，不妨如郑所言。例如，万历年间，明海军与倭国在朝鲜决战，就是一场典型的“御海洋”之战，明海军取得了胜利。可如果交战方的主体处于模糊状态，仅仅是被冠以“倭寇”之名的本国民间海洋力量，那么战争的性质就是内战，战争的形式就不可能采取“御海洋”和“固海岸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后来，明朝招安了郑氏海商军事集团，使民间海洋力量，有了合法身份，这样一来，不仅“倭寇”消失了，连“海上马车夫”荷兰人都屈服了，朝廷的筹海经略多半也就成了纸上谈兵。

        朝廷不要海权，可出海人要。于是，东南沿海一带，纷纷兴起海商武装集团。这些集团，较之倭寇，大有改观，他们在更为广阔的世界里和更加开放的条件下，分享了世界地理大发现成果和经济全球化利润。朝廷不知新大陆，不知银子来路，他们知道；朝廷靠“澳门—马尼拉”航线由西班牙人做转口贸易，而他们却走东洋下西洋做自由贸易。正是出于对自由贸易的需求，他们懂得了海权的重要。

        不是一代王朝，而是一介海商，代表了中国的一个海权时代，那是郑氏海权时代。

        可惯于招安的郑芝龙，又被清朝招安了，中国民间海权运动遂转向其子郑成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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