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朴的海权思想，源于闽地故乡——漳州诏安梅岭，那里是海湾吞吐之域，海商往来口岸，海盗出没所在，川流不息的下海者，前赴后继的耕海人，“或出本贩番，或造船下海，或勾引贼党，或接济夷船”，吴以布衣混迹其间，“于天文地理，古今事变，四夷山川，道路远近险夷，无不在其胸中”，曾从征安南而返，因议海禁，被诬入狱，竟以囹圄之人，囚徒之身，奋起而为中国海权立言，所著《渡海方程》，忧愤如屈原赋《离骚》，伤心如太史公作《史记》，其深心可掬，悬胆如沥，泣血而悲矣。

        吴欲以海权向海外发展，故以长江出海口为中心，东北至鸭绿江出海口，西南至波斯湾，一如百年前之郑和下西洋，欲于此辽阔海域，赋予其一个强有力的“国家理由”，而其海权思想，则欲以制度化的都护府和市舶司，将郑和下西洋以来所赋予的“国家理由”，从军事和贸易两方面坐实。

        但他主要还是表达了来自民间的立场，反映了民间海洋力量，犹如马汉一样。

        马汉认为，一国海权兴衰，取决于该国的民间海洋力量，一国从事与海洋有关职业的人数多寡，从来就决定着该国海上权利的大小。我们以此来看明清两朝，怎么禁都禁不住的，如潮水般出海的闽人，来看遍布南洋和西洋各地的华侨，他们无疑是中国海权的最重要的力量，可明清两朝，不仅没有为他们的存在赋予一个强有力的“国家理由”，反而把他们当作“天朝弃民”，国家乱党，必欲置之死地。王朝如此，这在马汉看来，无异于自弃海权，因为，几乎所有海权，都以民间海洋力量为基础。

        马汉指出，靠君主专制，当然也可以组建起一支纯粹军事性质的海上力量，可经验证明，这样的海军就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，不久就会枯萎。以之论郑和下西洋，岂非正是如此？

        格劳秀斯《论海洋自由》告诉我们，海洋为人类所有，没有哪个帝国能占有大海，没有一个帝王能统治海洋。天下观里，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“王土”有河流，却没有海，王权统治河水，对海水却无能为力，我们历数古往今来那些最贪婪的帝王，有谁能将海水变成他们的“王水”呢？

        因此，专制王权对于海有着天然的反感，这不光是由于海之大显出王权的小来，更由于王权本身就与海的本质格格不入，海的本质是自由，那些出海者，从“王土”出走，自觉不自觉，都走在海的本质——通往自由之路上，这在王权看来，便是自绝于天朝，流落于番邦，甘愿为弃民。

        而《渡海方程》，却是一本为出海者提供针路、海图，还要求朝廷为航海赋予“国家理由”的书。吴朴认为，朝廷这样做，最起码有两个好处，一来尚武，于所在海域多设都护府，可以巩固海防，伸张海权；二来重商，于通商口岸多设市舶司，能广开税源，增加贸易收入，使海路变成财路。

        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好处，朝廷怎会不见？但是，这些好处，同民间海洋力量的成长比较起来，对于朝廷来说，根本就不算什么，朝廷对民间海洋力量的恐惧，更甚于从海洋获取利益。

        不管怎么说，王权主义确有远见，如果放任民间海洋力量成长，并赋予了“国家理由”，而使其有合法性，那么促使中国三千年来一巨变，就不要等到欧人东来，早在东南沿海一带就发生了。

        王权的形态是家天下，王权的着眼点，首要的，并非国家利益，而是家天下的安全。民间海洋力量成长，虽然于国有利，但是否有利于家天下，尤其是家天下的安全呢？回答当然是否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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