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，老师们全员出动，分布各施教区动员流失的学生（下文简称“流生”）返校。
一路上，阳光明媚，但空气依然清冽。许多土路还封了冻，土块硬硬的，自行车轮轧下去，便发生“吱哩喀啦”的响声。田野里的麦苗，缩头缩脑地在寒风中摇晃，似乎要从冻僵的土层的怀抱中挣脱开来。
老师们一边缩着脖子骑车，一边忍受着土路的颠簸，一边咬牙切齿地“昏官，贪官”地骂郑涛不为民修路。
确实，印象中的那条通往永生街的石子路，太不象话了。七八里路，晴天坑坑凹凹，颠簸不平；雨天一片泥泞，一片汪洋，凭着经验走，还时常掉进一个个深深的水坑。
而每次放假，偏偏又总是碰着雨天，老师们吃够了苦头，便都怕出去。于是整日里关在四壁围墙的校园内，几乎与世隔绝。
本来，这次众人是趁机出来闲逛闲逛，感受一下这边乡村的风土人情。谁知道整个永生乡除了永生街那条一百米长的柏油路外，竟连一条像样的土路也没有，实在令人遗憾。
但想到就要深人一个陌生的偏僻的村庄，一种新奇、神秘感就油然而生。
老师们也渐渐兴奋起来。
想象着古朴、淳厚的民风和端着大海碗蹲在门槛上“吸溜、吸溜”吃粥的农民形象，常玲内心升腾起一种安谧和平的温馨。
到了村头，常玲惊奇地发现：这儿有许多楼房漂亮地竖着；一些矮小的房屋，小媳妇似的，躲躲闪闪地窝着，显得很不协调。
大家对了一下名单，便分头行动。
“流”生们大多家境贫穷，而且成绩特差。他们一般是家里的老大，下面还拖拉着几个小弟小妹。自卑令他们自抛自弃，难以管服，是老师们颇感头疼的“宝贝”。
串了几家门后，常玲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：这儿农民挣的钱，几乎全用来砌房或者留做生养二胎、三胎，甚至多胎。一些多子女家庭简直是肆无忌惮，以穷为荣，以穷为资本，越穷越生，越穷越狠。祖留的三间瓦房，一间一间换成了二胎三胎，拆了房梁，破了壁，一家人便窝在一间屋子里，锅灶、铺板、猪窝挤成一团；高高低低的泥地上，遍布鸡屎鸭粪。整个屋子里，弥漫着浓重的臊臭味儿。
常玲忍着恶心，和几个任课老师一家一家地动员流生。